查找鲁迅的资料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帮忙找鲁迅的资料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鲁迅原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升官，可以发财，个人身价百倍，家庭也随之受到世人的羡慕。这被认为是读书人的“正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僚”，为这个官僚出谋划策，奔走效力，接受这个官僚的馈赠。借着这个官僚的权势，自己也有了权势。这是当时读书人常走的第二条道路。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虽然这被当时的官僚所不齿，但到底可以发家致富，不致落到被侮辱、被损害的社会底层。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抱着到“异地”去寻“别一类”的“人们”的目的，离开了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这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所从来没有过的。在课余，鲁迅还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这大大开拓了他的文化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鲁迅是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在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这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日本就是通过西方的医学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也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当时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也在同时发展着。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强国林立的现代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在当时，他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他个人单独发表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重要思想，并热情地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了更切实的思考，也初步形成了他的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状况和被西方帝国主义所欺侮的历史命运。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可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讨伐传统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篇檄文，是呼唤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宣言书。它带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华民族的凄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意志和信念。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的小说，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
除了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之外，鲁迅还塑造了一些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知识分子有进步的要求，有改善社会的良好愿望，有对人、对己的真诚的感情，真诚的爱，但当时的社会却不能容忍他们。“狂人”诅咒人吃人的现象，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不吃人的人”，成为“真的人”，周围的人就把他当成疯子，必欲除之而后快(《狂人日记》)；夏瑜为社会而牺牲，茶客们说他“疯了”，华老栓则用他的血来治自己儿子的病(《药》)；魏连殳关心中国社会，社会却来迫害他，到他不再关心中国社会时，周围的人却来巴结他(《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曾为社会，为自己，追求过，奋斗过，但在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经历的都是悲剧的命运。鲁迅同情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同情中国社会，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只有这些知识分子还在为社会的进步而挣扎、奋斗。
鲁迅对社会上的两类人是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就是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这需要高超的艺术功力。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我们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我们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像，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西方中世纪处在一种宗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统治之下，只要挣脱了这种宗教文化的束缚和禁锢，西方的近现代文化就有了发展的力量。中国古代文化则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构成的，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各种文化都掺杂在了一起，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散文“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束缚，更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像，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
对鲁迅弃医从文的看法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鲜为人知的他身后留下很多悬念，而有些悬念还长期争论不休。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在其《鲁迅生平疑案》（以下简称《疑案》）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自从二十六年前踏进鲁迅研究界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城。”在前言的最后一段又说：“……而有些事也真是扑朔迷离，注定将成为千古谜案。”他在书中列出了十七个疑案；在书的封面也列出十个，而列在书面榜首的就是“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过去我只知道，鲁迅改学文学是受当时在日本看了一部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的“电影”以后引起的。看了这本《疑案》以后，才知道鲁迅“弃医从文”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电影”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到底什么原因引起鲁迅“弃医从文”？这个谜底放到最后来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疑案本身，而是引起这个疑案背后的一些疑惑（悬念）——或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如鲁迅怎么知道站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人都是“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文学怎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怎能改造国人的精神？
看杀头、看枪毙，不管谁杀谁，都是出于一种好奇，也叫看热闹。说实在的，这种场面是难得看到的。再说，中国人在日本的地盘上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你就算有觉悟也不一定敢出来阻拦日本人杀中国人呀！因为他们杀的是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如果你敢出来阻拦，那么连你自己的脑袋也捡不回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日本人在中国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那时，连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敢抵抗，节节败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敢冲上去夺日本人的剌刀？再说，就是在日本的地盘上呆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也难以说明他们心里就没有气、没有恨的“充当精神麻木的看客”。我想，如果鲁迅那时稍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也不一定有这样偏激的情绪和激烈的反映。好在他的激烈反应——弃医从文，使中国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话又说回来，如果鲁迅那时真的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国也只是多了一个鲁大夫而已。
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也就是说，鲁迅想用文学艺术来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不再成为“充当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以此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但我认为，鲁迅当时这种美好的愿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光靠文学艺术是拯救不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在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之前，难道中国没有文学艺术？前人的文学作品为啥不能救中国？再说，那些在日本看人本人杀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看客”，难道他们没有看过《水浒传》？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里面有许多爱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该出手时不出手，这是任何文学艺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经验还证明，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来也没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过。后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文学作品。鲁迅当时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他那时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学艺术也与人的精神、观念一样，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不管是否正确都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什么时代，人的精神总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所处时代的文学艺术决定的。所以说，鲁迅当时为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至少在思想方法上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我这个观点，还可以用周作人在1956年讲到鲁迅时的一句话为证：“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思想’吧。”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说鲁迅当时的这个决定（思想）有点“唯心的气味”。详见2002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东京与仙台”。
至于鲁迅如何从有点“唯心气味”的思想而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有点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4月12 日的一声枪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也给鲁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鲁迅“愤而辞去一切职务，由于血的教训，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由进化论走向阶段论，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年是对鲁迅一生最大的考验；有些知识分子在那时就走向了反面。
我这里主要是讲鲁迅青年时期（1906年前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情况。我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个事例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学一点马列主义哲学，懂一点唯物论和辨证法总是有好处的。它至少可以帮你克服看问题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大愿意去听哲学课，上哲学课时逃课的人很多，认为哲学没有用。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和偏见。有人说，哲学是科学之王。
下面就来破解鲁迅“弃医从文”的谜底吧——
鲁迅的“弃医从文”，并非是心血来潮或见异思迁，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他青年时期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远大理想。就拿学医来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时才决定学医的。他在该院两年学习期间，才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从那时起他知道新的医学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还能推动社会变革。所以，他弃工学医。他开始是学军的（水师），后改为学工（矿冶），而后又改为学医，最后才改为学文。这些改变无一不是围绕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强国强种的途径，也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选择。至于‘漏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幻灯事件’（指鲁迅讲的看电影事件——笔者注），只是火上加油，从而引爆了鲁迅痛下决心弃医从文。”这是《鲁迅生平疑案》作者王锡荣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如是说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谜底。
不过，这个谜底只能说明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我认为还有一个间接的、隐性的谜底：就是鲁迅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所致，以至于在日本有几个“事件”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这都是串接起来的导火索，而不是终极原因。如果他不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可以改造国人的精神”——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工业救国、科学救国、革命救国等等，这方面的先例很多，而鲁迅为什么最后偏要选择文学救国呢？这是我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的新说。
从事业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弃医从文”是成功的；但从“医治国人精神”这个角度来说，只是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是在思想方法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存在决定意识”。
鲁迅的《野草》 赏析
1.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
——这里的野草喻爱情（当然也包括由爱情缔造的《野草》诗章），地面喻严酷的传统与现实。这种爱情产生在有着几千年不允许爱情存在的封建传统的时代，爱情自更显珍贵，而封建传统封建伦理遍布的现实也就更显可恶。
2.“地面”、“地火”分别象征着黑暗社会和潜在的革命洪流。鲁迅渴望“地火”喷射而出，将“地面”上的一切全部烧掉，充分体现了他摧毁旧世界的决心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信赖。
“熔岩一旦喷出”象征他摧毁旧世界的决心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信赖。
鲁迅弃医从文表现出怎样的精神?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但鲜为人知的他身后留下很多悬念，而有些悬念还长期争论不休。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在其《鲁迅生平疑案》（以下简称《疑案》）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自从二十六年前踏进鲁迅研究界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城。”在前言的最后一段又说：“……而有些事也真是扑朔迷离，注定将成为千古谜案。”他在书中列出了十七个疑案；在书的封面也列出十个，而列在书面榜首的就是“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
过去我只知道，鲁迅改学文学是受当时在日本看了一部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的“电影”以后引起的。看了这本《疑案》以后，才知道鲁迅“弃医从文”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电影”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到底什么原因引起鲁迅“弃医从文”？这个谜底放到最后来说。我感兴趣的不是这个疑案本身，而是引起这个疑案背后的一些疑惑（悬念）——或说更深层次的原因：如鲁迅怎么知道站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的人都是“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文学怎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怎能改造国人的精神？
看杀头、看枪毙，不管谁杀谁，都是出于一种好奇，也叫看热闹。说实在的，这种场面是难得看到的。再说，中国人在日本的地盘上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你就算有觉悟也不一定敢出来阻拦日本人杀中国人呀！因为他们杀的是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如果你敢出来阻拦，那么连你自己的脑袋也捡不回来了。这也可以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日本人在中国杀中国人，你又能怎么样？那时，连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敢抵抗，节节败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敢冲上去夺日本人的剌刀？再说，就是在日本的地盘上呆在那里看日本人杀中国人，也难以说明他们心里就没有气、没有恨的“充当精神麻木的看客”。我想，如果鲁迅那时稍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也不一定有这样偏激的情绪和激烈的反映。好在他的激烈反应——弃医从文，使中国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话又说回来，如果鲁迅那时真的有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国也只是多了一个鲁大夫而已。
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是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也就是说，鲁迅想用文学艺术来改造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他们不再成为“充当一群精神麻木的看客”，以此来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但我认为，鲁迅当时这种美好的愿望，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几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光靠文学艺术是拯救不了中国人的命运的。在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之前，难道中国没有文学艺术？前人的文学作品为啥不能救中国？再说，那些在日本看人本人杀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看客”，难道他们没有看过《水浒传》？难道他们不知道那里面有许多爱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该出手时不出手，这是任何文学艺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历史经验还证明，最好的文学作品从来也没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过。后来中国人民之所以能站起来，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文学作品。鲁迅当时之所以做这样的决定，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他那时不懂得“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文学艺术也与人的精神、观念一样，都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它们不管是否正确都来自于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什么时代，人的精神总是由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所处时代的文学艺术决定的。所以说，鲁迅当时为了改造中国人的精神而“弃医从文”，至少在思想方法上是违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我这个观点，还可以用周作人在1956年讲到鲁迅时的一句话为证：“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说的‘思想’吧。”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说鲁迅当时的这个决定（思想）有点“唯心的气味”。详见2002年出版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的“东京与仙台”。
至于鲁迅如何从有点“唯心气味”的思想而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有点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7年4月12 日的一声枪响（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也给鲁迅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鲁迅“愤而辞去一切职务，由于血的教训，受到深刻教育，彻底放弃了进化论思想，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由进化论走向阶段论，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1927年是对鲁迅一生最大的考验；有些知识分子在那时就走向了反面。
我这里主要是讲鲁迅青年时期（1906年前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情况。我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个事例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学一点马列主义哲学，懂一点唯物论和辨证法总是有好处的。它至少可以帮你克服看问题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说现在的大学生不大愿意去听哲学课，上哲学课时逃课的人很多，认为哲学没有用。我认为这是一种短视和偏见。有人说，哲学是科学之王。
下面就来破解鲁迅“弃医从文”的谜底吧——
鲁迅的“弃医从文”，并非是心血来潮或见异思迁，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他青年时期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改变中国人命运的远大理想。就拿学医来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毕业时才决定学医的。他在该院两年学习期间，才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从那时起他知道新的医学不仅能治病救人，而且还能推动社会变革。所以，他弃工学医。他开始是学军的（水师），后改为学工（矿冶），而后又改为学医，最后才改为学文。这些改变无一不是围绕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强国强种的途径，也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长处的职业选择。至于‘漏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幻灯事件’（指鲁迅讲的看电影事件——笔者注），只是火上加油，从而引爆了鲁迅痛下决心弃医从文。”这是《鲁迅生平疑案》作者王锡荣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如是说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谜底。
不过，这个谜底只能说明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动因，我认为还有一个间接的、隐性的谜底：就是鲁迅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所致，以至于在日本有几个“事件”使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这都是串接起来的导火索，而不是终极原因。如果他不过于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可以改造国人的精神”——他也可以选择其他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工业救国、科学救国、革命救国等等，这方面的先例很多，而鲁迅为什么最后偏要选择文学救国呢？这是我对“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的新说。
从事业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弃医从文”是成功的；但从“医治国人精神”这个角度来说，只是他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是在思想方法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存在决定意识”。